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
实际上，里面在读的，是他们学派的“洗脑”书。
是他们学派自己的《三字经》。
正本的三字经，当然要学，毕竟编写的确实好，开蒙最佳。
但他们自己学派的，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实学三字经》，也一样在教。
或许，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得从娃娃教起。
古先圣，学教人。有成法，当永尊。
年八岁，入小学。习小艺，履小节。
当出入，与即席。必后长，让莫逆。
至九年，教算术。十年时，宿外室。
学书计，习幼仪。肆简谅，是其宜。
及洒扫，与应对。仪大略，谨进退。
十三年，学乐作。颂诗歌，舞则勺。
及十五，入大学。习大仪，履大节。
学之旨，在明德。要亲民，善为则。
勤时术，舞象嗣。学五射，及五御。
二十冠，始裘帛。学五礼，孝悌饬。
舞大夏，学乃博。畜其德，不外伦。
三十壮，男事当。学益博，无定方。
孙朋友，视所志。大小成，在此时。
年四十，始出仕。发虑谋，道进止。
五六十，居官制。年七十，乃致仕。
此学宗，自唐虞。三事和，六府修。
六府者，曰水火。金与木，土与谷。
……
……
正此德，利此用。厚此生，三事重。
周祖之，曰三物。教万民，使勿拂。
一六德，智仁圣。义中和，自涵咏。
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用各适。
孔门继，诸贤从。或礼乐，或农兵。
子雅言，诗书礼。性天道，不可耳。
文与行，忠与信。是四端，每谆谆。
凡此者，确有凭。
载经书，教人兴。
何至今，但章句？
于实学，乃不务。
谨揭此，以为式。
有志者，自努力！
其实很简单，这套东西的内核，就是把“魔改后的六艺”，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