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除掉因为经济基础在逐渐发生改变导致的意识接受外，最大的原因还是源于文化圈文明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东西方的宗教氛围完全不同。
是以，二十多年后即将在北美土地上签订的、被欧美奉为圭臬的北美独立的宣言，即便传到了大顺，在大顺士大夫阶层里的影响力，可能都赶不上传教士带过来的过时的天文学知识。。
开篇那句【weholdthesetruthstobeself-evident】，就会直接水土不服。
怎么就【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了】？
怎么就不言自证、不证自明了？
这边的士大夫不能接受另一个文化圈宗教传统和封建传统下的不言而喻，或者说两边“不言而喻”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既然不能不言而喻，那就只能从过去的圣贤道理中撬。
怎么撬？
这就需要先把已有的东西砸碎了、揉碎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从过去的圣贤之言中，拼凑出来一个全新的。
戴震其实自己也说的明白，他在江南成名之际，就做过一个比喻。
说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考证学、声韵学，这些东西，就像是抬轿子的轿夫。
而坐在轿子里的大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大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哲学、义理这些东西。
那么，由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数学这些东西构建起来的新义理、新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直接关系到谁来做这个“大人”，或者说，谁的思想来做这个“大人”。
刘钰搞得新学一派，是不教“义理”，或者说是不搞“上层建筑”的。
只是单纯地“器”，学的都是天文地理数学物理这些基础知识。
但这些基础知识，又塑造了经济基础。
刘钰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自己真正笃信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纯是造反的学问；而他期待，这个有大顺改造后不一样的时空中的儒生，会自己搞出来一套上层建筑。
这种情况下，儒生体系的一部分新生代，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新学学问的一些世界观，也就开始尝试构建一种全新的、否定宋学甚至汉学而直接追古，阐释六经来达成现实目的的学派。
这个学派的经济基础，是此时大顺已经正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初步工业革命的江南。
而这个学派试图构建的上层建筑，第一步就是通过考证、天文学、数学之类的学术，把过去的上层建筑推翻。
把“轿子里的大人”，换个大人。
戴震做的这个比喻，在儒学界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源于他这个比喻问题很大——是轿夫决定了大人？轿夫换了，大人就换了？
比如说，天文学里的左旋说是错的，那么是不是说与之相关的宋儒伦理学，也是错的？
实际上，这在大顺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点。
甚至不只是大顺，还包括整个儒家文化圈。朝鲜国那边开始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是源于朝鲜这边的贡使，在京城接触到了新的天文学、地理学学问之后，开始思考的。
因为，文化差异、宗教氛围差异之下，这边不是很重视【不证自明】、【不言自重】；而是相对来说，其实更重视【道】这些东西。
思潮的出现和改进，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前人铺路。
大顺特殊的情况，使得这个前人铺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百年。
明末顺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直接给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狠狠一击。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包括阳明学，《大禹谟》里面的虞廷十六字，都很重要。
所谓宋儒取而推明演绎虞廷十六字，迨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
噫！抑孰料其乃伪也乎？
一群大儒，对着一本魏晋时候伪造的“上古文章”，不亦乐乎，搞出来一堆的东西。
也包括心学。
尧舜禹相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其实，阎若璩的证据和逻辑，漏洞还是不少的。
但在明末顺初的特殊环境下，这件事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直接打击宋明理学体系。
阎若璩的心态倒是比较“书呆子气”。
他觉得，【或谓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的确，我轻议、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但这是小罪。
曲改圣贤的学问，胡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