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