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还没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经先行回京。
北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还不到告太庙的时候，皇帝借机吹嘘自己指挥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尽皆知。
一时间马屁四起，李淦说不出的受用，更为在意的军中威望也是大涨了一波。
齐国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说内帑密约，但这种事也不可能不和诸臣商议。
禁城天佑殿，大顺天佑殿军国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阁臣们赐座。
军国平章事，听起来仿佛宰相，着实霸气，但实际上距离宰相还差了十条街。
前朝内阁阁臣就自己说过，所谓阁臣首辅，不过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诸曹之权，实则不过一秘书耳。
大顺开国时候的第一批平章军国事们叛的叛、死的死，实无开府之能。到如今几经变革，权责渐渐明确平衡。
为了控制官员选拔，把吏部文选司从吏政府中剥离升格为文谕院，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门隶属于天佑殿。
天佑殿实际上比前朝内阁多了一些监察权和人事权，不过平章军国事们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无直接控制权，天佑殿的实际头目还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内，连带加衔的平章军国事一共六位。
一个是勋贵出身，加权将军；一个是武德宫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举出来的。
但这四个人又是不同的学派，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至少看起来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大顺官方意图推行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作为官方意识。
但理学心学传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乱，如今还处在一个“破而未立”的阶段。
批判理学的多了，可是却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阳明那样的大儒破而后立。
大顺太祖西安建制的时候，东林五虎将之一的惠世扬主持了废八股而专取策论的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复京城、李来亨定江南后，大顺的第一场正规殿试的策论，标志着新朝的风向。
策论题目选自《论语》，也很简单。
“管仲非仁者与？”
策论题目一出，那些嗅觉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风向。
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内圣啊，甚至品出来一丝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乱，整个江南的儒学风气都产生了种种反思和变革。
效伯夷叔齐，自然不食周粟。
子孙后代可以当官，自己却是不干的，这是传统气节。文丞相也不妨碍亲族兄长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为前朝尽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为前朝尽忠，自然要把明末为什么混成这个惨样思索一番。
总得有人出来背锅。
衍圣公府都因为剃发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后人不背锅，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锅了。
于是王阳明就先把这个大锅背了起来。
一时间对他的评价，简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了。
和王安石相提并论，在宋明时节，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人祸乱天下了。
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于明末文人“空谈心性、不干正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今有王阳明的良知。想要拨乱世反诸正，只能待后来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称呼王阳明为“江左王氏”，说他阳儒阴佛、诬圣邪说。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
王安石的评价，一直都是人品过硬、才能过硬，但是带坏了风气。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一脉相承，认可其水平，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释。
舆论渐渐转向，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可有想让背锅的，就有想让其不背的。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放纵主义，道德沦丧等等问题。
物极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应该加大道德主义，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还应该加强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一部分人又想着“以耶补儒”，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我还打不过佛教吗？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佛教，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三位一体，和佛家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