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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年（1762年），徐述夔在郁郁寡欢中去世，还不到六十岁。
徐述夔死后，徐怀祖——也就是徐寿南祖父，便请了父亲的两个学生徐首发和沈成濯两位秀才，来整理父亲的遗著，又延请名宿为遗著撰写序文，并刊刻出书。这就是《一柱楼诗集》。
此后的十多年间，从未有人向徐怀祖提出他父亲的这些书中存在谬误。
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同村的蔡家老二蔡嘉树，因为跟徐家产生了田地纠纷，有了怨气。
简单的说就是蔡家的老大因家道中落，把自家的田地卖给了徐家。可是蔡家的祖坟就在这片田里，当时徐家就留出了蔡家祖坟周围的一亩田，还给了蔡家。
而后蔡嘉树因为乡里捐资的事，在言语上冲撞了徐怀祖；徐怀祖就拿蔡嘉树的儿子在国恤日剃头说事儿，将蔡家告到县衙，逼着蔡家出了捐款。蔡嘉树由此怀恨在心。
这一年的夏天，徐怀祖发了急症，一命呜呼。
徐家的当家人就换成了徐老爷的儿子徐食田，也就是徐福南和徐寿南的父亲。
当年入冬后，蔡嘉树就找上门来，说想把当年卖了两千四百两的田产，用九百六十两赎回。徐食田哪能答应这个要求，当场给他轰了出去。
结果这蔡嘉树临出门前说，徐食田祖父的《一柱楼诗集》里有“抵毁本朝”之语，要去告官。
徐食田随即找来了祖父的弟子，也是著作整理者徐首发和沈成濯。这两个老秀才作为一柱楼文集的校对者，大名赫然列在书上的首页。（“首发成濯”暗合不满清廷剃发之意）
几人将著作中的遣词用句仔细推敲，发现有一些文字的确是会引起非议的。但当时的文坛风气普遍认为好诗就要有风骨，不发几句牢骚，算不得上品。
况且为《一柱楼诗集》写序的人里，除了时任盐场大使的姚德璘，另一位就是曾被乾隆称为“江南老名士”，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的苏州大儒沈德潜。
几人一番商议后，徐食田决定将已经刻印发行的书以及书版上缴县衙，其他未刻印书籍后来也陆续上缴。
而另一边的蔡嘉树回去之后，就在自家管家童志璘（早年想入泰州学，没被徐述夔答应，因此怀恨多年）的怂恿下，两人查找到了徐述夔的著作中的“违逆之词”，于是向县衙递了状子举报，状纸上就提到了自己与徐家的田地纠纷。
时任东台知县的涂跃龙审问此案时，也注意到了书籍中有“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之类的诗句。但因他不想直接与徐家这样的大乡绅发生冲突，所以就将书稿、刻板以及书籍送到了江宁书局等候处理。
涂县令在判决中，首先嘉许了蔡嘉树的行为。但说徐家在蔡家来首告之前，就已将所刻书版书籍自行缴到县衙了，因此按律免于追究；至于徐述夔所有著述，他将派人解送江宁书局审查待处；至于蔡徐二家之间的田产纠纷，命徐家划拨墓田十亩，由蔡家按时价赎回。
县里宣判后，蔡嘉树不服。到了乾隆四十三年，他继续上告到了江宁藩司。
时任江宁布政使陶易，根本没心思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自己的一个得力幕僚陆琰代为处理。
陆琰经过一番了解，就发牌文让扬州知府谢启昆来审理东台县一案。他认为首告蔡嘉树是“刁民挟嫌倾陷”。（陆琰在发往扬州府的牌文里，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思图倾陷，亦应严执拟议。”）
布政使陶易看过牌文后，没做修改，当时只是笑着说陆琰嫉恶如仇，跃然纸上。陶易这时根本没想到，就是自己的一个漫不经心，最后导致泼天大祸。
扬州知府谢启昆在接到藩司下达的牌文后，随即发文命令东台县拘押此案的首告和被告，解送扬州。
谢启坤经过开堂审问，后又仔细翻看了《一柱楼诗集》。最后认定，诗集里的确有违碍悖逆的用语，蔡家告徐家刻印反诗，没告错。
二次升堂询问后，谢启坤便将加注标签的诗集、东台县的案卷、所有书本书版，押送去了布政使衙门。
谁知道藩司那边的答复还没有到，蔡嘉树的儿子和管家童志璘就带着状纸，告到了正在扬州停留的江苏学政刘墉那里。
没错，就是那个刘墉。
刘墉的幕僚在接到状纸和作为证据的诗集后，发现事大，立刻禀报。
而这位刘大人首先就注意到书中的序文是由苏州大儒沈德潜所作，其中尽是溢美之词；最关键的，则是注意到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样的话。他立刻就明